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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三彩票2023-12-24 17:48

从“木兰辞”到“爱丽丝” 那些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兔子******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南北朝名篇《木兰辞》让世世代代的读者为花木兰叫好的同时，也顺带普及了一个关于兔子的知识。2023年兔年的到来，让人们对兔子有了更集中的认知兴趣。兔子形象可爱迷人、性格古灵精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和漫画作品中的常客。

　　从古至今

　　那些成功的“文学兔子”

　　龟兔赛跑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西游记》中一段玉兔精的故事在中国广为传播；国产动画《虹猫蓝兔七侠传》中重情重义的蓝兔，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比得兔》里的兔子从一开始就跟农夫斗智斗勇，是英语世界里的经典形象；“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在中国的童谣中，机灵的小兔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了狡猾的大灰狼；在迪士尼电影《疯狂动物城》里伸张正义的兔子朱迪，也让人对兔子的形象大有好感……

　　将月亮与兔子的形象联系起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玉兔形象是兔子在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典型形象。最早将兔子与月亮联系起来的是屈原。《楚辞·天问》中云：“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菟”同“兔”，意思是：对月亮有何好处，顾菟能常在其腹？反映了古代人认为月中有兔的传说。《淮南子》中也记载了“嫦娥奔月”的神话。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重要开拓者、著名作家郑振铎，创作、翻译了大量童话故事、儿童诗及散文，其中《兔子的故事》是他创作的童话中非常著名的一篇。这篇童话故事由兔子与狐狸、兔子与人熊、兔子遇险、兔子与牛4个短篇连缀而成，既可作为一个整体阅读，又可以各自独立成篇，语言明白晓畅。作者以主人公兔子与其他动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和较量为线索，通过一系列曲折有趣的动物生活的描绘，塑造出机智、调皮、聪明的兔子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美国现代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笔下，“兔子”哈利·安斯特朗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角色——一个一碰到问题就像兔子一样撒腿就跑的人。《兔子，跑吧》是约翰·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中的第1部，整个“兔子”系列时间跨度长达40年，全面展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为他赢得了两次普利策文学奖，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很成功的兔子。

　　童话故事里

　　有一只具有哲学深度的兔子

　　文学作品中最有哲学深度的兔子，莫过于《爱丽丝漫游奇境》里，那只穿着西服背心、揣着怀表的兔子。在这部作品中，小女孩爱丽丝和姐姐坐在河边，无聊的爱丽丝快要睡着时，突然发现了一只揣着怀表、会说话的兔子。正是为了追上这只兔子，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从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国度。

　　在这个充满怪诞的仙境里，爱丽丝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一副绅士派头的白兔先生、怪异又真诚的疯帽子、骄横残暴的红心王后、势利庸俗的公爵夫人、可以随时现身又随时消失的柴郡猫……因和不喜欢白色花朵的王后发生冲突，爱丽丝突然惊醒，她发现这一切只是自己做的梦。

　　150多年前的一天下午，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刘易斯·卡罗尔和所任职学院院长的三个女儿一起泛舟野餐。三个女孩嚷着要听故事，他想了一个新奇的开头，以三姐妹中一个叫爱丽丝的女孩为原型，即兴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就是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来源。

　　从爱丽丝掉进兔子洞那一刻起，美妙如梦的冒险随之展开——抽水烟的毛毛虫、坏脾气的老鼠、咧着嘴笑的柴郡猫让人过目难忘。尤其是爱丽丝，这个美丽的女孩集怪诞、甜美与幽默于一体，俘获了一代代老少读者的心。

　　奇妙的是，读者读这个故事，就像掉进了兔子洞的爱丽丝一样，辨不清这究竟是一通缺乏逻辑的纯粹胡诌，还是一场对现实生活的精心戏拟。其中的角色对话，总是耐人寻味，有咀嚼不尽的滋味。这部童话的独特魅力在于虚幻荒诞的情节、新奇多变的写作手法、处处洋溢着的快乐精神。字里行间流淌着作者卡罗尔对于孩子的那份真挚而浓厚的爱。人们越发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本儿童读物，而是一位数学教授在艺术的形式壳子里进行了一场语言、数学、逻辑等领域的思维冒险。整个作品充满有趣的文字游戏、双关语、谜语和巧智，富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刻的内涵，是智慧与幻想的完美结合。自1865年诞生以来，这部作品吸引一代一代读者努力揣摩刘易斯·卡罗尔写《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真实意图，也不乏哲学家分析其中的哲学内涵。

　　“爱丽丝”故事在中国较为全面的译介，始自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1921年，赵元任将《爱丽丝漫游奇境》译成中文，译名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由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1月初版，这是我国第一个《爱丽丝》中译本，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后来赵元任又将《爱丽丝漫游奇境》续篇《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译成中文，译名为《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1969年在美国出版。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在1986年出版了两书合订本。“爱丽丝”追随的兔子，也成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形象。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生于1927年的翻译家、诗人吴钧陶先生，在家里藏书中看到这两部“爱丽丝”的英文版原著，感到“我已年近古稀，读来还是兴味盎然”。他有意动手翻译，花了几年时间，将两部“爱丽丝”译出并顺利出版。

　　2022年末，为纪念国内引进爱丽丝故事100周年，草鹭文化出版了《爱丽丝漫游奇境》珍藏版，收录刘易斯·卡罗尔创作的童话名篇《爱丽丝漫游奇境》及其续篇《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该译本选用资深翻译家吴钧陶先生译本，不删减任何诗句、对话、双关。参考原版书的版式，首次引进G. M. 赫德森、米洛·温特的插图，多达17张全幅彩图和20余幅双色插图，可以领略多个面相的爱丽丝形象，再次在中文读者中引发一股“爱丽丝热”“兔子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2月3日 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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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