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处处都是装卸作业的繁忙生产景象。韩加君摄/光明图片
【记者手记】
严寒中的努力坚守
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12月10日23时31分,甘肃省甘谷县冀城产业园的户外气温已跌破零度。在杰瑞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六七位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还在变压器前忙着做最后的检查和调试。
他们是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的员工。今年3月11日,杰瑞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开工建设。这是甘肃省和天水市大力支持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一期占地1000亩,投资25亿元。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可再生能源,而负极材料则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主要为石墨类材料。”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光向记者介绍,等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大型生产基地之一,还将为当地提供1500个就业岗位。
12月11日1时39分,随着国网天水供电公司调度中心下达送电指令,该项目顺利送电,现场发出一片欢呼声。
工程部总工程师崔树桢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近一个月以来,为了确保项目成功供电,他和同事经常加班到深夜。“现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正式供电后,车间就可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为接下来的试生产打好基础。”崔树桢说。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公司克服疫情影响,140多名员工全力以赴抓工期、赶进度,现场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保证项目如期推进。生产部经理于文晓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7个生产车间已全部封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将在春节前夕进入试生产阶段。
在项目建设现场,厂房的门窗尚未安装到位,临近冬至,当地夜晚的气温跌至零下十摄氏度。生产部员工牛倩全正忙碌地往返于120个窑炉之间,给窑炉烧煤保温。“他的责任心很强,总是不畏严寒,不怕辛苦,力争把任务完成好。像牛倩全一样,我们的员工都很敬业,知道项目现场正缺人手,没有人轻易请假。”于文晓说。
每一位员工都立足本岗、尽职尽责,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项目没有一天停工,建设进度如期推进。“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为了让投资尽快见到效益,也是为了回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闫光说,1号石墨化车间预计在本月底率先进入试生产阶段,大家都摩拳擦掌,满怀期待。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电焊工陈井坤在联箱分厂作业。新华社发
【基层心声】
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讲述人: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陈挺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扛起“高质量发展的大旗”,企业责无旁贷,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
成立三十年来,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我国无线电频谱监测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华日通讯始终秉持“振兴中国无线电民族产业”的企业使命,在无线电频谱管理领域不断深耕,不断前行。
华日通讯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除了涵盖行业全系列的产品形态外,近年来还在无人机管控、铁路频谱监测、5G背景下车联网等物联网应用场景频谱监测和卫星干扰定位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华日通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新时代十年成都制造业发展优秀企业”。
这些年来,我们企业所在地成都武侯区一方面完善政策体系,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对接企业需求、突出精准滴灌,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和落实兑现,差异化制定7类20余项产业扶持政策,初步构建起产业全面覆盖、企业精准匹配的专业化政策体系,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另一方面营造亲商氛围,秉持“企业至上、细致周到”的服务理念,积极推行“点对点”服务、零距离沟通,努力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切实为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关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成都武侯区立即组织重点企业积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也以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深入学习中,华日通讯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频谱安全、社会频谱秩序稳定的使命。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奋进下,华日通讯的发展定将迈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我们一定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采访整理)
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的中车铁投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安装智轨电车。庄歌尔摄/光明图片
【短评】
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报告明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们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调研中,众多企业负责人的话里透着他们抓住机遇、踔厉奋发的决心和信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为企业点赞的同时,也须明确,要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还要为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几年,一些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对此,国家出台诸多纾困解难政策助其爬坡过坎。
好政策还须落实好。以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例,税务部门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截至11月10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万亿元。3.7万亿元背后,是千千万万因获得现金流重获元气生机的企业。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不断夯实发展根基,中国经济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07版)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快三彩票地图 |